玩 家 必 看 攻 略 “ 十 三 水 稳 赢 的 牌 是 什 么 ” ( 原 来 真 的 有 挂 ) - 知 乎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

晚上11：30，手机里突然跳出一条信息，发件人是班长：老师，能不能跟你聊一下创作？我犹豫了一下回：可以。

一个微信电话突然弹出来。班长的语气急切又莽撞：“我想跟你探讨一下，关于您说的创作规律，我有不同的意见。”我在课堂上虽然留了电话，但并没有想到真的有学生会打来。

“我其实根本看不上你课上举例的那些作品，那种常规的写法别人都写过了，我不想去重复。”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我躲在厨房里轻声应答着。他开始向我罗列柏拉图和尼采说了什么。电话的那端越说越激动，好像尘封已久的箱子被猛然打开。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打断了他。“没有一个写作者不是从模仿开始的，不管柏拉图和尼采说了什么，你没有学会走就不可能飞。”

那端沉默了一阵后，说：“我相信我可以。”电话被挂断了。

这是我在职业学院兼职剧作课老师后，第一次有学生在课外来找我理论，讶异之余，我竟然有些许激动。研究生毕业后，许久未联系的朋友突然邀请我去他所在的职业艺术学院做兼职剧作课老师。由于学校是第一次设立编导专业，匆忙之下，还没来得及招聘专职教师，只能选择外聘。可无论是本校还是外聘，老师的讲课费都很低。但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可以与大一的孩子们交流写作，想想都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便丝毫没有考虑那低得可怜的费用。

那年秋天，我第一次踏入这所学院。望着编导系的粉色小楼，紧逼门口的是一面写着办学宗旨和校长寄语的墙，再往里走才看到一大段盘旋楼梯。走进教室，讲台离黑板近到只能挤下一个转身。过高的讲台给了我一种居高临下的不适感。

班里一共20个学生，看着平均年龄不足19岁的孩子们，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肩负使命。

这一学年的唯一目标就是每人交出一个短剧剧本。我洋洋洒洒罗列出了一整个学年的计划，从小说到戏剧文本，从电影到电视剧，光是阅读和观摩的内容就列了三页纸；从构思起点到片段练习，从元素训练到名作改编。为了增加课堂趣味性，我还设计了校外观察训练和分组写作游戏。每天沉醉于“快乐教学”的我，一边满足于自己写的讲稿，一边幻想着学生们在我的帮助下爱上写作，从此改变人生节拍的美好愿景。

第一节课，班主任也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学生们显得尤为拘谨与安静。我努力做完了自我介绍后，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全班每一双眼睛都在台下盯着我。我慌张地停留在每一张陌生的脸庞上，咽了咽口水，伸手打开了自己的电脑，念出了我已经修改并排练了几十遍的开场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解析的是李安导演拍摄的电影《卧虎藏龙》的剧本。接下来我将从几个方面给大家进行分析，看看有哪些技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旦打开了话匣，我心中的紧张便冲淡了几分。看讲稿的时间少了，甚至把我早就准备好的“俏皮话”自然地流淌了出来。“怎么读懂潜台词？如果一个你喜欢的男生对你说，我本该来接你的，却根本没有任何行动。他是什么意思？”

我向台下扫视了一圈，女生们一个个不敢呼吸，紧张地瞪着我。班里仅有的几个男生“扑哧”笑了出来。“看，男生已经明白了。”听到这句，女生也笑了出来。宛如密不透风的墙松动了一点。

我因紧张而保持着极快的语速，嘴唇的跳动快要挣脱开大脑的控制了。仿佛在进行一场绝不允许冷场的脱口秀。直到送走了他们，我摸到自己的后背已被汗水浸透，双手也不住地颤抖。结束了，干得不错，我对自己说。

课后，我顺势留下一个作业，请每一位同学写一写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如果涉及隐私，可以选择匿名，但希望每个人都要写一写。我自鸣得意地认为，大家都会侃侃而谈，聊起自己与写作的关系，甚至还能说出一两个有趣的小故事。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真切地期盼了几天后，20份作业如数上交了，但有19份作业抄写来自网络或是套话。只有一份作业与众不同，里面写道：“我是因为成绩不好才考到这个傻X学校来的，父母对我也没什么期盼了。我讨厌学校，也厌恶同学，既不想回到家里，也不想待在学校。”

第二次上课，我照例早到了15分钟。这次班主任没有来坐镇，直到开课后十几分钟，班里仍有1/3的人没到。又过了十几分钟，有几个女生湿着头发从后门悄悄溜进了教室。我心里有些许不悦，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但很快又想，若是课程本身上得有趣，学生自然会喜欢。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边在心里给自己鼓气，边笑着分析起诺兰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因为电影节奏明快，课堂氛围很是热烈。大家围在一起讨论着戏剧结构和节奏。有几个胆子大的学生还直接和我理论了起来。有的说，这个转场好，有的说，这里和后面前后呼应。看着他们一本正经的脸，我偷笑着庆幸自己没有被情绪牵着走。下课后，学生们陆续站起来，我迎上去和他们说再见。他们警惕地看着我，闷头快速鱼贯而出。他们说着悄悄话，一边假装没有看到我，陆陆续续走下楼梯。仿佛刚才的热烈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或是那一刻的限定情绪。

晚上，班主任给我发来信息，夸奖我说：学生们都反馈你的课讲得很不错，讲的内容很

好。我转发给朋友，原本以为会换来他的夸赞，他却说：在我们这里，很少有老师会像你这样好好上课。我的沾沾自喜被快速泼了一盆冷水。

不久，在一场偶然的饭局上，我遇到了一位曾在这所学院兼职过的男老师。我虚心地向他请教该如何上课。他已然几杯红酒下肚，红着脸迷离着双眼对着虚空侃侃而谈。“我当时给学生上课，那叫一个牛逼。每个礼拜就给他们放电影。”

“对呀，就挑那些高级的情色电影给学生放，放了几次之后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去举报了我，副院长还来找我谈话呢！”男老师神秘又不失得意地朝我眨眼，向我倾倒着他的“光荣业绩”，但我分明听出了他与副院长不一般的关系。这弦外之音震痛我的太阳穴，脑海重又浮现出班主任的话。现在听来，变得更为讽刺。

我不信邪，憋着一口气，更加努力地备课。我为学生感到委屈与愤怒。谁说职业学院的学生不能学艺术，难道他们就真的要比几大艺术院校的学生要差吗？这些积压在我心中许久的情绪，在我伏案备课时上升到了顶点。我要向所有人证明，他们可以写得和别人一样好。我心中浮现出《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这样的热血电影，正义感也随之负气地喷涌而出。

经过几节赏析课后，学生们与我终于熟络了起来。但碍于大部分同学的面子，只有极个别学生会在课后偷偷给我发信息。仿佛与老师走得太近，是他们约定俗成的背叛行为。但信息的内容仅限于询问作业，和对创作的理解。假如我不知深浅开起玩笑，原本若隐若现的话头就立刻戛然而止，闭门不见。我也只好识趣地与他们保持界限。

很快，正式的创作课程开始了。这种僵局被彻底打破了。

写作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学时，不管我们的人物有多拧巴，构架有多少漏洞，老师都会用妙笔为我们修改出一个好故事。它像剥洋葱般层层揭开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才能换来一丁点的回报。彼时，每个人都对聊构思展示自我的聪明才智充满激情。而此刻的我也对这个与学生拉近距离的机会十分期待。

构思课上，大家怯怯地小声讲着自己编的故事。因为缺乏经验和自信，这些构思像是从各种电视剧、电影里扒来的。有《秋菊打官司》当代版，有《永不瞑目》性别对调版，还有《搏击俱乐部》青少年版……大家越说越乏味，都昏昏欲睡。我焦灼地打断他们，然后尽力引导每一个学生努力写自己的生活。“尽量看看身边的事，是不是也很精彩？”

我的急性子又上来了，着急地说：“以前我们在学校里的时候，老师总是跟我们说……”

“老师，好了，不要说了，不想听你上学的事。”突然一个叫申洋的瘦弱男生抬手示意我不要再讲。他的唇角才长出一点稀疏的胡渣，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他的语气很不耐烦，但依然面无表情，斜靠在椅子上没有看我。“好，不讲以前了，以后只讲我们自己的，好吗？”我无意间刺痛了他们的自尊心，这是几个月以来我唯一一次听到。不知道该说自己太过迟钝，还是他们掩饰得太好。

经过两轮构思课，我逐渐了解到这个班学生的构成来自本省4、5线县城。家庭大多比较富裕，但父母无一例外地对他们关心甚少。偶然几次下课，他们总在讨论拿了多少政治学分和实践学分。我插嘴问了问班长，你们平时有时间看书吗？班长答，哪儿有时间啊，都被学校里各种考核塞满了。参加志愿服务可以加分，跑剧组打杂可以加分，参加学生会可以加分……唯独学习没有时间。

学生们对我毙构思和整合故事的速度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好多次我看完后，立刻说，要这样改……得到的回应不是“好的”，而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改，为什么我这样不可以，你那样就是对的？”我耐住性子一一从逻辑、人物线、情节等方面做出解答。他们像战败的蝈蝈，蔫蔫地耷拉着头。

经过几轮与学生的“交锋”，我自以为终于触及到了他们的“锋芒”。课后，我兴奋地跑去朋友办公室和他分享我与学生的点滴。我眉飞色舞地模仿学生与我说话时的神情，然后忍不住自嘲着哈哈大笑。

“怎么被学生‘怼’都那么高兴。”朋友不解地问。“这说明他们开始不怕我了呀，不算一种进步吗？”朋友看着我自得其乐的样子尴尬地笑了笑。

为了让学生们进步得更快，并与学校的各项事务抢夺时间，我开始更加严格地对待每一个构思。甚至加了每一位学生的微信，全天候进行构思“车轮战”。那时的我忘记了困顿和睡眠，决定和自己的意念较劲。

没想到，这一举动成了引爆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

小涵是微信上第一个找我聊构思的学生。她是一个白净的女生，长着一张圆脸，回答问题干脆利落。第一个构思被毙后，她罗列了五个构思给我。我在惊喜之余也隐隐担忧。经过逐个分析和拓展后，我问她：“那你自己更喜欢哪一个？”她茫然地问我：“老师觉得呢，我无所谓。”最终她听从了我的建议，决定修改其中一个希望较大的构思。

在之后的两天时间里，她几乎有空就发来一版修改稿。我在微信群里表扬了她的积极，并鼓励大家也积极动笔。之后，只要我提出修改建议，她立刻照抄，然后飞快又发还给我。在改完第十七稿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根本就是我为她写了一遍构思。我照例鼓励并恭喜她完成了构思，率先可以进入剧本阶段。她发来语音，声音依然像没有情绪的机器人：老师，是真的吗？真的可以开始写了吗？我说，是的！她回：好的。倒显得是我不够稳重了。

“刺儿头”申洋的构思也发来了，一看便知是从某短视频平台随便抄来的桥段。行文油滑的程度，像在短视频平台浸泡了多年。我思索再三决定私下找他谈。“你是不是早就开始在外面接活了？”我盯着他看。他撇了撇嘴，看向别处，眼镜反着光，手揪着自己的牛仔外套。“嗯。高中有时候跟着别人接点私活。”“你现在还小，想要把东西写好，就不要接太多行活。”“嗯。”他还是不表态。我却像一个跟不上时代却又烦人的老家伙，只会对他念一些毫无作用的话。他的胡渣刮了，却依然在唇角留下一片青色。若是平时，我一定要说一句小屁孩。但不知为何今天却觉得他好像已经很老了，老到连我都追赶不上。

学生名册上有一个藏族名字，这个学生除了第一天与我见了一面，上了半节课后就没有再出现。他给我的理由是，他是藏族学生，所以听不懂普通话。班长建议我给他全勤，全班轮流为他请假。可好几次我都在朋友圈里看到他跑去本地酒吧听摇滚乐。

小宁每节课都来，但从来不交作业。我忍无可忍，发出最后通牒后，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尊重我，你也不尊重我。”我手足无措地思考自己在哪里冒犯到了他。他又说：“我跟你说了很多遍，我有很多压力，你不要再逼我。”

就在我以为自己与他的沟通陷入僵局，某天假期夜晚，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正一个人躲在阁楼上哭，因为父母又在楼下摔东西吵架。而那时已经接近凌晨。我只好轻声安慰他，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学作品多个角度帮他分析，希望他不要有太多压力。并告诉他，父母的问题并不是他的错，不要责怪自己。他一直闷闷地小声回应，声音黏糊糊地像是从后脑勺传来。直到我承诺不会再向他催缴作业，他反应敏捷地说好，并“咔嚓”挂断了电话。

就在全班学生的构思作业陷入一片混乱，而我也为不同学生的表现晕头转向来不及分辨时，班长和我再次发生了冲突。

那天我带着全班一起做模拟构思训练。从人物到情节发展，所有人一起出谋划策。班长忽然站起来说：“为什么非要这样的走向，这样不是很俗套吗？”

他1米75的个头，黝黑的脸，我抬头看着他，他也逼视着我。据班主任说，他曾考上过一所师范学院的本科。但因为受不了所学的专业，于是退学考来了这里。别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轴。这种很有压迫感的对视持续了几秒。终于我开口说：“我们今天是要知道构思的逻辑走向该怎么样，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多与众不同。”

他立刻反唇相讥：“我没看出这个好在哪里，请老师解答一下。”

“这是大家推导到这里的结果，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讲了一个。多日来我心中积压的怨气也快按捺不住，我有些负气地说：“不好。”

那个想法确实不好，但大家想的也说不上多好。我作为一个老师本不应该如此直白地说出不好，但那一刻在学生们的注视下，我只想驳回我的面子。

“那请你说出为什么这个没有那个好。”班长不依不饶。

“因为你总是在不停地反驳前人总结下来的经验，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请你这一次按照我说的去思考和改动，然后再回来和我争论。”我提高音量说完这一段话，长舒一口气。他缓缓坐回了座位，脸僵硬得像一尊蜡像。教室里安静地只听到空调的轰鸣。学生有的低着头，有的掏出了手机。

匆匆结束了这节课，我一个人在林荫道上不安地走着。这是我成为一名写作老师以来最懊恼的一天。

朋友安慰我说，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问题。理由是，这一个班的学生在入学前就做过心理测试，你猜有多少人有问题？我说，：“10%？”“不，40%”。小宁和小晨都在这个问题清单当中。“尽量别去惹他们，惹出事来，我和你都收拾不了。”朋友警告我。

听了这话，我的恼与怒又转变成了另一种复杂的情绪。一个并不知道准确度的心理测验就给这些孩子定了性。他们的脑门上仿佛被贴上了正常与不正常的标签，而每一个老师都手握这一份清单，作为状态切换的标准，像掌握着生杀大权。学生们怕被老师们轻视、敷衍、哄骗，老师们生怕学生们跳楼、举报、闹事。一时之间，我竟不知该先同情谁。

但也不是所有的作业都让我那么头疼。小冰的作业虽然中规中矩，但从没有大问题。她每次总是话不多，耐心地听我讲解，绝不辩解。每次反馈回来的作业总是在我建议的基础上，加上些许她自己的小改动。我说完，她就回：我试试。试试的结果就是比前一次更优秀一些。就像她黑黑厚厚的长发里，时不时添加的几缕彩色的挑染。不过分喧宾夺主，又与众不同。我感受到她对我隐约的信任。这像是我俩不便挑明的秘密。

鹏程长得非常瘦高，走起路来像一根竹竿在风中晃悠。他的构思总是充满了自由奔放的意味。“老师，我其实够本科线了，但还是被分到了这里。我想先专升本，然后再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他总是穿着黑色的厚呢外套，戴一块有点过时的花围巾。交来的构思让我想起贾樟柯，我忍不住夸奖他。他说：“谢谢老师，感觉老师很像姐姐。但我和我亲姐姐没有话说，不像和老师。”他会偶尔跟我聊聊班里的事，然后像个大人似地跟我说：“他们还小，不懂事，老师你别往心里去。”教师节时，我收到了唯一一条祝福短信，是他发来的。虽然我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谢谢，加油”，但内心却有说不出的感动。

在和他们的对谈中，我仿佛一次次踏上重回大学课堂的旅途。我追问自己，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写作又改变了我什么。为何震撼我的东西，如今却无法再撼动这些孩子。

就在全班都陆续进入剧本创作后，许久不见的小宁突然发来一个构思。故事的开头母亲去世，与父亲相依为命的男孩因为不忍父亲暴力，孤身闯入一片迷雾森林，遇到了一个与自己长得相像却性格迥异的男孩。男孩仿佛邪恶的自己，他们两人一同流浪。等到男孩回到家却发现父亲被杀，自己成了头号通缉犯。小宁有着与文字极不相符的外形，壮实的他朋友圈首页是一个手绘的纤弱男孩，签名是：想谈恋爱。我心中描摹的人物画像仿佛又丰富了些。无论他们如何树立保护的壳，或他人如何给他们贴上标签，他们也不过是一些敏感的孩子罢了。

这之后的课有时被校庆或实践活动所占，有时候又临时调课加塞思政课。大家的上课热情更见懒散，我的轴劲也被现实反复磨损。

两轮剧本修改后，第一学年所有人交齐了剧本。其中有人诚实完成了当初的故事，有人偷工减料或上网抄了一个。我看后觉得两个女生的作业不错，便向系主任申请将学生的优秀作业刊登在校刊上予以鼓励。系主任笑着答应了，但许诺迟迟没有落实。朋友说：“没有人在意他们到底写得好不好，他们以后也不会有人真的去拍电影。以前我也和你一样，所以……慢慢你也会习惯的。”这句冰冷刺骨的话很真实，我听了呆坐在书桌前许久。

第二学年，学院终于招聘了写作老师，我也找到了其他工作，离开了学院。因为疫情缘故，最后一节课没有办法和他们当面告别。我在班级群里发：很感谢这一年来与大家的相处，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相见。群里一阵沉默，班长站出来打了圆场，发了一个表情包，然后再次陷入沉寂。

几年后，我与朋友聚会，聊起了这个班的学生们。说起这些名字，朋友思索了很久才想了起来。小宁和班长毕业后都没了联系，朋友圈也屏蔽了老师。申洋创业做了少儿培训，还早早结了婚。小涵去了短视频公司上班，听说出稿的速度非常快。

我笑着点头，忽然想起了那个曾向我许下宏愿，并祝我教师节快乐的鹏程。“那鹏程呢，念专升本了吗，他还要考北电呢。”我追问道。

“拉倒吧他，因为不来上课几次翻墙出学校。伪造班主任签名，吃了个处分，差点毕不了业。”

“写个屁，是网上买了一个视频，连水印都没去。他总是油嘴滑舌说得好听，真要花力气的事一件都不做。”

“不过一直很听话的那个小冰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呀！”“要说考研究生的话，这几届里，只有她考上了研究生。写的作品还获了大学生全国大奖。去年还回学校看了老师。”我脑海中浮现出小冰甜甜笑着的场景。仿佛看到她举着奖牌站在老师身边，一缕天蓝色的头发垂在胸前。“真为她感到高兴啊。”我感慨着。

电影中的奇迹没有发生。他们也都慢慢走上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我为自己曾经的自大感到羞愧与不安。仅凭着热血就想与现实抗衡未免太过天真。我当然无法为他们的人生负责——他们也已成长到可以为自己负责了。我回想起与他们相处的点滴细节，也许从他们踏入这所职业学院开始，就已被迫选择走向一条更现实的道路。但我想，希望其实一直都在吧。这些孩子们的人生还那么长，仅仅几年就能发生这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谁又能预测今后的人生呢？

想起曾经在解析电影《立春》的剧作时，申洋站起来打断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么难看的电影？看《蝙蝠侠》我们还能乐一乐，看这种沉重又难看的电影我们能得到什么？我说，我们可能得不到什么。但我们可以探索一下，在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时，面对精神困境时，也许可以思考些什么，甚至做些什么。

他回，只要我不去想，我的人生就不会存在困境。

我说，我非常羡慕人生不存在困境的人，祝福你，希望可以一直如此。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从未遇到困境，或是遇到后，还会不会想起曾经的剧作课，和那个有些愣的新老师。

回顾这段经历，我依然没有后悔曾经的热血沸腾。只是遗憾当时自顾往前冲，不够体谅学生的难处。和朋友聊天时，她问起，你心里真的觉得他们和其他艺术学校的学生没有分别吗？我说，我一直相信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依然有无限的可能往前冲。只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可以，慢慢他们自己也不信了。

如果有下一次的机会，希望他们可以真的在写作中找到快乐，哪怕就这一次。

原标题：《那年我在职业学院教写作｜三明治》

阅读原文